互联网伦理文章合集

一、互联网伦理学手册

1、互联网导致异化

伦理关乎人类社会及个体的道德、公平与尊严。互联网作为一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体现，重新界定了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组织形式，对社会分配产生各种影响，进而产生了一系列伦理问题。社会进步的基本逻辑是：重大的科学理论创新——催生技术创新——催生社会关系、生产方式、商业模式的创新。

作为一种生产力代表的互联网，是新的技术革新的体现，使大量的人际交往活动、商业活动都可以在线上实现，新的生产方式应运而生，催生出很多新的社会关系和商业模式，也为社会治理和法律制定、实施提出了更多的挑战。作为生产资料的网络资源、数据资源、科技资源，在少数大型科技企业集中，形成数据垄断，合法占有用户的时长和流量资源——一种互联网时代的托拉斯组织形式，进而对用户进行收割。

工业时代的剥削方式，是最大限度的占有剩余价值。现时代的剥削方式，是最大限度的占有时长和流量资源。富人阶层的二十四小时，绝大部分可以自由支配；普罗大众的二十四小时，由资本、互联网寡头、政府，合伙瓜分。所有有组织性的机构，都希望最大限度地连接个体，使用个体的时间和价值。一种新的异化发生了，人不再是蒸汽时代机器的附庸或零件，而变成数字时代的数据载体和培养皿。

2、互联网作为生产力

互联网作为一种生产力，主要体现在：（1）参与生产、交换的个体，理论上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和使用更多的生产要素；（2）因此生产要素的占有和使用关系发生了变化，其使生产要素能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分配与使用，且更大限度地使生产要素发挥作用；（3）互联网本身就在不断地生产数据、信息，这些数据、信息，是进行新的商业活动、政府管理、社会治理的基础和资源，互联网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的体现。

3、互联网作为生产关系

互联网既体现了生产力的进步，又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体现。（1）互联网是现代商业活动、企业管理、国家治理、人际沟通的基础，互联网就是各种生产、交换、交流活动的结果，是最大化的行政管理关系、人际关系、生产关系的集合。（2）互联网是传统的生产关系的线上化模式，但从广度和深度上，均超越了传统的生产关系，且有新的体现，是生产关系的现代化模式。互联网作为生产关系，并不一定完全产生正外部性的效果。网络寡头参与商业交易环节，利用其资源和技术优势，对上下游利润形成挤占。同时，大量占用社会资源，却无需支付成本，社会总成本其实是在增长的。

4、互联网与个人生活

网络生活是和现实生活相对应的，是现代社会个体的生活的两面，缺一不可。（1）网络是个体信息、生活物资、人际沟通、参与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、发表言论和观点的工具与平台。（2）个体只有现实生活而无网络生活，将使个体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“现代人”，甚至不能称之为人。（3）网络生活提高了大部分人群的社会参与度，降低了信息不对等的程度，提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。（4）网络造成部分人在社会生活、商业活动、国家治理中的失语，使其成为被遗忘的一群人。（5）网络刺激了个人欲望的增长，可能刺激了犯罪率的提高。（6）网络对个人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重塑了个人道德的定义和范畴、标准，社会需要重新界定群己界限。

5、互联网与社会阶层

网络从固化、新增、调整，三个角度对社会阶层产生了影响。（1）网络使财富大量、快速集聚，并且作为新的技术手段，互联网时代财富集聚的速度和程度，远超历史上任何时代，这就使财富集聚的程度更高，普通人到达社会顶层的难度更大，少数富人对社会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高。（2）互联网作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，催生了新的工作人群和技术人群，大量互联网技术人员、创业人员诞生，并且拥有较高的薪酬和较体面的生活，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，并且他们逐渐成为中国乃至全球中产阶级最稳定的人群。（3）互联网提供了经商、从政、读书等渠道外更多的社会流动的孔径，一定程度上便利了社会的上下流动，使阶层固化得到一定程度缓解。

6、互联网与个人权利

互联网既扩大了个人权利，也使部分个人权利丧失。从对比而言，个人权利的丧失，是主要的方面，这将导致个人生活的道德观念的变化。从个人权利扩大的角度：（1）使部分原本就属于个人、但缺乏有效行使手段或暂时难以行使的权利，在互联网环境下，可以得到行使或扩张。例如，行政管理的参与权利、社会问题的讨论权利、通过及互联网发表自由言论的权利。（2）互联网丰富了社会生活各个人生活，因此催生了新的社会关系，扩大了个体的权利范畴。例如，互联网使个体能获取更多信息，提高各个领域的专业度，进而参与其中的讨论甚至决策；互联网使个体在部分原本由国家垄断决策权的问题上可以适度参与，例如公投、堕胎立法等问题。个体权利的增长，一部分是经博弈后其他主体的让渡，一部分是新的生产关系催生。

从个人权利让渡的角度：（1）互联网使个人生活基本处于完全暴露状态，个人行踪、网络浏览记录处于透明状态，个人需要让渡一部分隐私权和生活自由权。（2）个人网络生活的方式、网络互动的范畴，在不断缩小，越来越多的网络活动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和监控。（3）个人隐私的丧失、政府监管的扩大，使个体必须明确哪些领域是可以让渡的，哪些领域属于个人道德范畴，需要对个人的道德挂念进行调整。

7、互联网下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监督

互联网是否真的扩大了政治参与社会监督？网络作为一种工具，的确可以快速、充分表达言论，但毕竟网络是一种可以控制、引导的工具，个人的言论真的是完全自由？一定程度上，个人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监督，的确得到了扩展，但或许都只是在非关键领域。

关键领域的管控，无论是现实还是网络上，都是越趋严格。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自媒体被查封，原本可能带来信息井喷的互联网资讯时代，在众多地区，越来越强调一种声音、一种态度。特别是涉及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议题，网络舆论的往往倾向于“政治正确”。这种状态，与意识形态无关，亦与地区无关，而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。在网络只有一种声音的情况下，政治参与和社会监督，是不是已经沦为了这种声音的伴奏？政治参与和社会监督，不是互联网环境下有无的问题，而是政治体制下有无的问题。技术只能一定解决政治平等问题，且还是渐进式的、温和的。

8、网络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工具

在政府部门角度，网络可以成为一种行政管理、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，也可能对行政管理和公权力造成破坏。传统社会，社会治理依赖于科层制的行政管理体制，还有人口、税收、户籍相关的管理制度，这种依赖于制度和人口控制的管理模式，因其层级较多、制度复杂、成本高昂，在古代社会，只能深入到县乡的级别，即所谓的“王权不下县”。

但是，在网络时代，特别是实名制的互联网监管环境下，个体的一言一行，都充分暴露在监管的镜头之下，在公权力傲慢的情况下，极有可能向着1984和美丽新世界的方向发展。现代社会，已经逐步进入“thegreatbrotheriswatchingyou”的状态。与一般认识相反，个体参与网络活动，在监管部门和网络参与者之间可能是一种零和博弈，可能导致公权力的信用丧失，导致更多的对政府的不信任，这种情况可能促使网络朝着更加不开放、不包容、不自由的方向发展。在这种假设下，网络监管会越来越趋向一种模式、一种声音、一个口径、一种观点。

二、互联网与社会阶层

1、互联网作为生产力的体现

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“先进技术”，之所以只能叫做“先进技术”而非“科技”，这是因为，以火煤将水煮沸，运用热蒸汽驱动，实际上是一项很早就有的技术，只是蒸汽机使其驱动力更大，瓦特通过蒸汽机改良了这项技术，且实现了规模化、标准化的生产，从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。到第二次工业革命，物理学在电力领域的最新研究、各种公式实现了电力作为工业生产、交通运输、家庭生活能源的可能，电力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实践的代表。谁能更高效率、更多方式地产生电力、传输电力，更多场景、更多用途地使用电力，更好地用电力驱动机器生产、提高生产率，谁就能更快地实现工业化。电力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二次革命生产力水平的集中体现。

第三次工业革命，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：什么叫做第三次工业革命？其技术代表是什么——或者说是否有比较明确的技术代表？这体现了我们对科技及生产力发展的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——生产力是否是线性的、阶段性地发展的？

一项关键技术的发现或发明，有效推动五十年、三十年、十年的科技进步。显然，这种观念在现代科技出现的早期，是可以的，在当时的时代，科技创新的领域有限、成果有限，技术进步往往就只体现了某些特定的领域，并为人熟知。但是科技发展进入二十世界初，在生物学、物理学、原子能科学、航天科学等各领域都出现了长足的进步，可以说，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一个全领域的爆发，是百花齐放式的进步。第三次科技革命，很难提炼出最具代表性的技术来作为其生产力的体现。但在“第四次科技革命”，就不存在这个难题了，互联网毋庸置疑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。

互联网首先是一种生产关系：它将所有的社会关系、计算能力、生产能力实现广域的链接。熟悉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理论的人应该清晰，这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一种体现——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地位、生产组织。

我们理解，生产要素的组合，是生产的必要条件；不同生产要素的组合，最终产生不同的生产效果。互联网就是将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组合的工具，通过互联网技术，生产组织者——无论是自发组织还是无意组织——能够有效地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生产组织成本，节省寻找各类生产要素、组织生产、寻找技术及人力的时间、金钱，生产的效率因此就提高了。同时，因为生产要素组合的成本降低、效率提高，更多的生产组合就会出现，更多的新的生产活动也因此产生——产出的物资品种更多、总量更多、人均分配的数量也就更多，社会整体生活水平因此也得到提高。这是互联网作为生产力提现的第一个维度。

第二个维度，是互联网的应用渗透到所有的商业、科技、管理活动，成为其必不可少的基础，甚至成为这些活动本身。我们难以想象在使用算盘计算的时代，我们的先祖可以发明火箭、高铁——首先这受限于那个时代的技术水平，缺乏相应的计算能力；其次受限于因为缺乏技术水平而缺失的想象力——我一向尊重人类想象力的力量。但是，在现时代的商业科技活动中，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基础设施，几乎所有的商业机构、科研机构都依赖于互联网实现资源调配、及时沟通、数据收集、分析建模。因互联网产生的海量数据，为各种商业决策、科学研究提供了便利，同时这些海量数据也在自发地形成新的数据、新的信息、新的知识。互联网带动生产，并且自身也在不断地生产。互联网就是一种生产力的代表。

2、社会阶层与互联网

任何生产力上的变化，相应地都会导致生产关系随之调整。生产关系随生产力的变化，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，但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，生产制度、生产中人的地位与关系、生产资料归谁所有，为生产关系的三大要素。本文只讨论生产中人的地位和关系这一要素，更概括地说，只讨论互联网作为生产力的代表，是如何影响社会阶层的。

新的生产技术催生新的职业人群，进而产生新的社会阶层，这在几百年科技的发展过程中是有目共睹的。蒸汽机技术加速了英国的圈地运动，使“羊吃人”的故事广为流传，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、进入工厂，其中一部分转变为纺织工人。原来的农民一部分固守土地、一部分沦为乞讨求生者、一部分转变为新的职业人群。这为我们认识新的职业人群和社会阶层如何产生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。

固守土地的人口，继续从事农业生产，同时可以有限度地利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，提高生产效率、适当分享新技术的成功。这是第一个维度。农业人口转变为纺织工人，使纺织工人这一新的职业群体得以出现。同时，工业生产促进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，市政管理人员和医生群体得到扩大，更多新的职业被创造出来。新的职业不断涌现，这是第二个维度。新的职业人群因为专业知识、管理经验、技术水平的优异，逐渐获得更高的管理岗位、谋取超越同伴的薪酬，一跃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。这是第三个维度。对照蒸汽机时代，互联网仍是从固化、新增、调整，三个角度对社会阶层产生影响。

讨论社会阶层，就得承认存在社会分层的问题——这个社会是真切地被分为不同的阶层/或者阶级的。社会阶层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地位、荣誉，及财富水平。1899年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仑出版了《有闲阶级论：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》一书，提出“有闲阶级”概念。这种关于社会阶层的讨论，与传统社会的社会阶层有着明显的区别。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有着士农工商、三教九流的社会阶层划分，但这些更多地是适应国家行政管理政策需要，及儒家文化观念的影响，其与商业逻辑、财富状况并无直接的关系。但现代社会的社会分层，往往与财富及权力高度相关，而且往往居于较高社会阶层的群体，同时拥有财富及权力——财富带来权力，权力也可以带来财富，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。

真正意义上以财富进行分社会分层，始于工业大生产时代，始于马克思·韦伯的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与精神》。马克思·韦伯的观点是，新教徒通过经商、生产集聚财富，即是对人文精神的最大发挥，通过自身努力获取财富及社会地位，即使证明自己是上帝“天选之人”的过程。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，财富不再是一种罪恶的象征，拥有财富除了可以获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，也可以带来内心信仰的满足。

财富被社会所追捧，财富的多少，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成就的主要标准。道德、荣誉，相应的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形成——也就是说，道德和荣誉是一种伴生的概念。以财富多寡来确定社会阶层，是一种相对更加公平的制度安排。权力作为一种稀缺资源，无论在古代社会，还是在工业大生产的时代，始终具备一定的私人属性——拥有权力的人始终渴望将其私有化，并最大限度地进行寻租。这就注定了，通过追求权力改变社会阶层并不是一条坦途；而通过创造社会财富、集聚社会财富以求晋升，则是可以期待、并且实际可行的。以财富多寡区分社会阶层，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。

人们热衷于划分社会阶层的另外一个原因，则是寻求同伴、区分敌我。中国一直有着革命的传统——汤武“革命”、大革命等等——实际都是暴力手段消灭敌人。进行革命，自然地要寻求同志，制造敌人。没有敌人，就没有革命。社会阶层的划分，可以有效地区分敌我，形成共识。当然，这种社会阶层的划分，往往违背经济水平和财富状况，往往是以政治观念、家庭出身、种族肤色为依据。这就决定了，这种阶层划分是“不公平的”，也是不真实的“阶层”。

回到互联网改变社会阶层的问题。互联网对社会阶层的改变，体现在三个方面。第一是互联网一定程度上固化社会阶层。互联网使财富大量、快速集聚，并且作为新的技术手段，互联网时代财富集聚的速度和程度，远超历史上任何时代，这就使财富集聚的程度更高，普通人到达社会顶层的难度更大，少数富人对社会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高。马化腾、马云对普通大众的生活影响，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超越古代皇帝对没有个百姓可以施加的影响。这种对个人的权力——无论其实自动获取的还是个人让渡的——注定其必然因此拥有财富，并且获得很高的社会阶层。这种权力和财富的积累，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，会越加明显。

第二点，互联网作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，催生了新的工作人群和技术人群，大量互联网技术人员、创业人员诞生，并且拥有较高的薪酬和较体面的生活，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，并且他们逐渐成为中国乃至全球中产阶级最稳定的人群。最后，互联网提供了经商、从政、读书等渠道外更多的社会流动的孔径，一定程度上便利了社会的上下流动，使阶层固化得到一定程度缓解。

三、因“技术”而生：新的职业群体如何产生

技术发展的逻辑，我在之前的推文《谈谈创新》（本号2018年4月10日推文）已叙述过，这里再略作推演，以作为本文的基础。科学、创新、技术、科技，这些词汇往往因其高度的相关性而同时出现。在谈到它们的关系时，我的基本观点是：基础科学理论的创新与发现，促进应用技术的发展，推动新的生产关系、社会关系的出现，大部分商业上的创新、创业，都是应用技术层面或商业模式层面的创新。

应用技术层面，例如物联网、5G、AI等等，相对来说，因其具备一定的专业性、技术性，而需要大量的资本，及掌握基础理论、应用技术的人才。在商业社会，这种对资本和科学技术、人才的需求，自然只能通过具备相当财力的企业自发筹集、解决。这也就决定了，应用技术层面的创新、创业，普通人早已遥不可及。这种高成本、高投入特征，使大公司、大集团，在从事创新创业活动上面具备了一定的垄断性，个人只能依附于大公司、大集团的创新工作，以谋求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，进而阻断了个人直接进行创新、创业，以实现个人价值、追求经济自由之路。从这个层面来讲，出现了技术及创新上的垄断。技术在这一方面，并未促成实现“世界是平的”这一效果。

相对于应用技术层面创新的高门槛特征，商业模式上的创新，则更为普遍，例如美团、共享单车、网络直播、特色餐饮、茶饮、新的零售模式等等。我无意区分高下，但相对于应用技术、科技创新，这些“创业”模式下的脑力劳动，在层次上的确略逊一筹。同时，因其对专业技术、应用科学掌握程度要求更低，试错成本低廉，更多人可以低成本地实现财务自由、个人价值。新的商业模式催生新的社会关系，新的社会关系形成新的职业群体。绝大多数新的职业群体，都是新的商业模式催生。而这些不同的职业群体，因为对专业技术要求的不同、收入水平的差异，而形成不同的、新的社会阶层，或者进一步充实已有的社会阶层。这是生产关系在生产力的作用下发生变化的表现。

我为什么强调，是商业模式的变化催生了更多的职业人群，而非应用技术层面的创新作用更大，可以从多个维度解释。第一、从上面的成本分析来看，应用技术层面的创新，并不是普遍的、常见的。这种模式的创新，就像在贫瘠的土地中下一粒种子，最后生根发芽，而商业模式的创新，全部依赖于这个逐渐成长的树苗，生成一根根树枝、一片片树叶。树叶永远比树多，商业模式，都需依赖于应用技术的发展。

第二个维度，即使在科学研究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，应用科学领域的创新，其专业分工也没有商业上的分工更复杂、工序更多。这是因为，应用科学技术的发展，只是为我们解决各类商业问题和需求提供了一种可能、一种技术支撑，而真正的应用、如何应用，则需要专业化的分工协作、前期准备、后期维护，等各种人群的投入。这就决定了，不同的分工、不同的工种，其对专业知识、技能的要求一定存在差异，收入水平相应也会不同。

但我们最终会发现，社会的进步，首先依赖于基础科学理论的创新，其次是应用技术的创新，这些均属于生产力层面。而商业模式，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，只能算作生产关系的革新。本质上讲，生产力的发展，才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力量，生产关系终究淹没在历史的灰烬之中。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，认为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，这是生产力持续进步的原因。

生产关系包含生产制、生产中的地位和关系、产品如何分配，三个基本要素。这是一种机械式的论证过程，将生产关系作为毫无人类情感与欲望参与的机器齿轮，与生产力这另一齿轮相铰前进。生产关系因其背后站着每一个具体的人，而充满人的情感与欲望。作为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力量，生产关系沾满了人类原始的需求与欲望。

在原始时代，人类因果腹需要，而组织集中狩猎、分工协助，这种分工并不是因为打制石器这一生产力的标志推动。农业时代，私有制与小家庭独立生产的模式，有效地保障了农业生产和家庭财富的集聚、传承；而作为生产力标志的牲畜及铁犁，并不是家庭制及私有财产制产生的原因。工业时代，扩大再生产、扩大私人及家族财富、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，推动了蒸汽机的、火车、汽车等新的技术的出现。生产关系的背后，一定是热血汹涌、欲念深重的一个个鲜活的个人，而非抽象成齿轮一样的一个生冷的概念。

尊重个人，尊重欲望，尊重现实与规律。

四、另类“馒头”

由于个人生活在空间、体验上的局限性，长期乏味、单调的生活，必然引起人对外界事物、无法理解事物或者新奇事物的猎奇心理。快手和抖音以互联网的手段，将不在同一时空的他人的生活和体验拉近在眼前。人本身的心理需求，加上就近的技术手段，快手和抖音的快速传播自然是可以想象的。猎奇心理，本身并不具备道德上的色彩。

鲁迅在《示众》小说中对中国人的围观心态，描绘淋漓尽致，围观者动作、形态更是有趣“只见一堆人的后背，颈项都伸的很长，仿佛很多鸭，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，向上提起。（鲁迅《药》）”围观是一种极端恶劣、低俗的行为，反正被围观的不是我，遇到事的不是我，遭殃的也不是我，我只是一个“打酱油的”，不要希望我怀有同情心或同理心。

围观的心理动机，除了前文所说的猎奇以外，更有盲从。很多时候，围观是一种无意识的，看到人群聚拢，自然而然地就会挪步向前，涌到一起。个体在群体的行为面前，因为对群体行为、智力的坚信，以及侥幸心理，会选择跟随。我们常常会听到，“大家都这样做”，“那么多人都相信”这样的争辩，其实就是一种对群体行为、智力的坚信。至于侥幸心理，则是“那么多人，不一定最终倒霉的就是我啊”，“我来得晚，前面还有那么多人”，类似这样的表述。

虚荣如深海的幽魅躺在人心的最深处，人的绝大部分行为动机都可归根于虚荣心。去年11月23日推文《人心微妙处》，现在回头看看，觉得还是有些道理的：虚荣和懒惰，是人最难克服，也最根本的心理。对于普罗大众而言，每天都是琐碎、乏味的生活，每天看着各种官员、明星霸占电视屏幕、网络新闻，内心的不满与奢望，多多少少都是有点的。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，甚至更多的人，注定将在平凡中度过一生，在历史的长河湮没无名。我为什么要甘于平庸？刚好，有快手。快手给人展示的机会同时，对于心理把控能力不足的人，更多的是一种诱惑。粉丝的持续上升，及道旁儿的怂恿、猎奇、围观，趋势其做出更多富有挑战性、违背常理的事情。玩家与观者彼此的心态都在这个过程中被无限放大，最终失控。

技术本身不具备道德色彩，技术用于去满足人的不良心理，技术的使用者和受众，就都不是无辜的；技术用于放大人的恶劣心理，就是罪恶了，此时，所有参与者都是“人血馒头”。

（建构理论，解释世界，指导实践）